关键词：《温病正宗》王松如 书评
《温病正宗》为《近代中医珍本集——温病分册》选书之一。作者王松如，湖南湘乡人，为清末民初医家，早年在长沙宁乡一带行医，后遨游江汉，悬壶北京。1933年北京疫病流行，屡起危证，在临床有较深造诣。平素好学深思，博览群书，于温病一门，尤有心得。
王氏认为温病起源虽早，但其论庞杂，混淆之处甚多，所以采辑各家之说，加以辨正，取名《温病正宗》。现概要评述如下。
正名以立说
汉唐时期，崇《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说，将伤寒作为热病统称，温病隶属于伤寒之内。自金元刘完素根据《素问·热论》提出“六经传受，皆是热证”的理论，主张治热病多用寒凉开始，便揭开了伤寒、温病争鸣的序幕，特别是到清代温病学形成之后，这种争鸣就愈加激烈。再则，温病学说本身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还需不断完善，还存在着不少概念上的混淆，所以作者在自序一开始就以“孔子为政，必先正名者，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也”为据，用正名来确立温病学说的地位，他在上篇“学说辨证”第一章温病解释之正误中，首先确定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广义伤寒，“《伤寒论》之清降法，即所以治温病”。试图从广义伤寒论中来为温病立说提供依据，以表明温病学说并非叛经离道。随即在本章最后又提出“人能宏道，安见后人不可昌明圣学乎!”并批评了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尽废诸家温病之说，则又未免抹杀一切”。并在上篇第四章温病学说之折衷的最后，针对陆九芝“伤寒一证，至天士而失传；温热一证，亦至天士而失传”的论述，批评指出“孰不知不有当日天士之误，则无后世温病之争，而伤寒、温病均无阐发矣。夫《难经》伤寒有五之伤寒，外感之总称也。《伤寒论》则六淫之全书也。然五种伤寒之中，又有伤寒之目，故伤寒虽有广义，亦有狭义。既有狭义，则伤寒与温病，又未可混而不分也。今日之所谓温病学者，亦非专言温病，乃概暑、湿、燥、火而言，既不悖乎经旨，又能发扬光大，何尝不可与《伤寒论》后先辉映，相得益彰乎!此书虽为正温病之名而作，亦未始非为《伤寒论》进一解也。”作者在论述中虽然费了一番周折，但把温病学说的范围和与伤寒之间的区别，讲得十分明白，为温病正名有较强的说服力。
正名的第二个问题是温病与瘟疫，这是温病学派内部之争。吴又可认为温病即瘟疫，两者无大的区别。他说：“《伤寒论》曰：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后人去‘氵’加‘疒’为瘟，即温也。要之，古无瘟字，乃后人之自为变易者，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作者认为吴又可是“不识温者，以温病为病名也。”他指出：“瘟疫本名疠疫，传染病也，按实际均有寒、温之别，其流行者温疫、温疠多，而寒疠、寒疫少。温疫、温疠，是言疫之温者，疠之温者也。”所以他批评吴又可为“后世温病、瘟疫混淆之滥觞”，但同时也肯定了吴又可的功绩，“发明疫邪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与夫九传之变，则为治疫之金针，而不容埋没。”
此外，他认为伏气与新感也是温病与伤寒的区别之一，“温病、暑病之冬伤于寒而春夏发者，及春夏感邪而秋冬发者，皆谓之伏气，随时感受而即发者谓之新感。新感其邪轻，治之尚易；伏气其邪重，治之较难。故治温病之法不独异于伤寒，伏气与新感亦不可同日而论也。”在温病本身，也应当看到有伏气与新感的不同。
以上说明温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说，并不断巩固和发展，必须解决二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外必须明确与伤寒的关系，伤寒狭义论就是对此而言的。作者认为方中行著《伤寒论条辨》削去伤寒序例的目的，就是要使仲景广义伤寒论一变为狭义伤寒论，“无非欲于温病另辟蹊径”。这种提法也说明了中医学术争鸣和发展一种形式的实质，即每当在理论和文献上出现某些异议时，往往是酝酿着一种变革和突破，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对我们具体研究中医某些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有很大的启迪。另一方面，对内还必须通过医疗实践和学术争鸣，统一思想，指导实践，实际上也是一个学说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如作者提出瘟疫与温病的区别，新感伏气的概念，都是这方面的体现。当然作者由于受王孟英的影响，对吴鞠通的三焦辨证持否定态度，也是温病学派内部保守思想的反映，但通过正名，可从大体上了解温病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
辑要以正宗
作者在根本上为温病立说之后，便广收前人学说，以辨正古今得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温病学说不断深入和完善的过程。总结起来有三大特点。
1.收集面广：作者在上篇“温病真理之探源”、“温病专书之概论”、“温疫专书之概论”中顺次介绍了有关文献书目百余种，有的还考证其源流，以明其来龙去脉，如叶桂《温热论》、薛生白《温热条辨》、陈平伯《温热指南》等，都有简明介绍。以后又节选有关文献内容40余种，每节一段都提纲挈领，立有标题，一目了然。为了解近代温病文献提供了概貌。
2.异而不弃：内容的弃取，较少受学术观点的影响，如他对吴鞠通混淆温病与瘟疫，及三焦论治有异议，但他在下篇收录《温病条辨》的内容，仍有“寒温暑湿汗解不同”、“温热燥证宜保津液”、“湿证非易治之病”、“湿温变证极多”、“秋燥证治”等五段。此外，他在序中谈到“吾国医学，所以异夫欧西者，我重气化，而彼重形质，彼炫科学，而我求哲理也。”认为中西医研究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在辑录文字和评述时，也都为我所用，不抱排斥的态度。如他在上篇第一章中评“瘟邪之邪乃天地之厉气、亦即浊气也、垢移也、细菌也……”至于鼠疫，亦有由皮肤刺伤或死鼠之蚤咬伤而传染者等等都是用的西医理论，对何廉臣等引用西医的论述也不加排斥。
3.代表性强：作者在下篇正宗辑要第一章，以书目为题列十三条，开始先辑录《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等经典中有关温病的条文，并附各家评注，内容翔实，尤其是《伤寒论》共21条，其中有不少是《伤寒论》和《平脉法》的内容，更是引人注目。以后从宋代郭白云的《伤寒补亡论》，一直到清代王孟英的《归砚录》共十种各朝代表著作，以贯温病之脉络，作为通论。第二章为分论，因“学贵自悟，不可拘泥”，所以作者不加论断，所节选者，多为温病学说的创新，以及争议较为激烈的内容。如温邪上受，三焦辨证，新感与伏气，温热与疫邪，瘟温与伤寒，暑、热与火，与暑，温热暑各伏气有兼邪，温热燥证宜保津等都属这一类，尤其是对燥湿的证治，温病学说创新较多，论述较详，从其节选的标题看就有“寒温暑湿，汗解不同”，“风温湿温勿用发表攻里”，“湿证非易治之病”，“湿温变证极多”，“太阴阳明之表受邪湿热居多”，“湿邪从膜原而入”，“湿热证阳明必兼太阴”，“暑湿秽合”，“秋燥证治”，“秋燥证治论”，“新感秋燥论”等十一条。其编排上还有可取的就是把不同意见并立对比，便于读者思考，如“温邪上受解”、“春温有二”条下即附陆平一不同观点的评语。其他如张山雷、陆九芝等对叶桂、吴塘的抨击也节选无遗。使读者阅后，对温病学说发展的大致过程和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及相反意见有所了解，以开拓思路，融会贯通。
辨证以求实
作者在例言中说：“无关实用者，概所勿录”，说明学说的建立必须在实效的基础上。所以《温病正宗》最后的部分是“辨脉”、“分症”和“附方”，这些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辑录各家之说，作为临床辨证论治的准则。
其所辑内容多为清代及与作者同时代人，也反映了温病学说日趋成熟，其条目较为简洁明了。如第三章辨脉，先是提出总纲，然后是温、热、暑、湿、燥各病的辨脉。第四章分症共列春温、风温、热病、暑病、伏暑、湿温、燥温、冬温八症，内容因病而异，条理分明，如暑病即有冒暑、伤暑、中暑、暑湿之分。冒暑是伤暑轻症，陈莲舫曰：夏时冒暑，犹春令之冒风，略用表散即愈，若失治而由表入里，则变证作矣。伤暑则分二说：一说是伤暑有阴阳之别，静而得之为阴，动而得之为阳，阴暑用辛温解表法加减，阳暑用清凉涤暑法加减，方法不同，此以雷少逸、张介宾、江诚为代表。另一说认为“暑热之气一也，皆夏月中伤其邪而为病，岂以一暑热分为阴阳二证而名之邪!其避暑于深堂大厦，及恣食藏冰瓜果寒凉之物，正《经》所谓口得寒物，身犯寒气之病，自当同秋冬即病阴证伤寒处治，不可名为中暑也。”此以王安道、沈尧封、杨如侯为代表。至于中暑，是“忽然而发，如矢石之中人也，不似伤暑，初则寒热无汗，或壮热蒸汗之可比，是病忽然闷倒，昏不知人……状若中风，但无口眼斜之别”。暑湿“有先伤于湿，又中于暑”与“先受暑，后受湿”之分。病在夏月，故不以湿温名，而以暑湿称之。其他各症的论述也与此相仿。附方虽无指名出处，但追其根源，多取于雷少逸的《时病论》，本人并无发挥，但所选内容轻重兼顾，十分切合临床，也有可取之处。
综上可见，《温病正宗》实际上是一本节选各家之说的汇编作。作者自持正宗，一面肯定了温病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却对一些温病学说的重大成果，如卫气营血辨证，尤其是三焦辨证，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学术上的中庸之道和偏见。当然也有不少正确的地方。如他把温病与温疫分开，这从辨证论治的角度看很有必要，因为两者病情的轻重缓急不同，疾病大流行时，病势急速，病情险恶，其用宜急宜重，余师愚之《疫疹一得》多为猩红热之类传染病，用药十分猛烈。而一般温病用药则相对缓和，所以有实践意义。
总之，他的观点在温病学派中有一定代表性，也是研究温病学说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此外，书中辑摘各家之说，分门别类，加以评述，并汇列各种温病名目，采集各家治法，以定去取，辑录了大量温病书目和文献原文，对了解温病学说的概貌，确是一部较好的登堂入室的门径书。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上海，200020)陈熠
